原标题：拉美苦涩的历史，都浓缩在了一杯咖啡里　　

　　编者按：咖啡是拉美国际市场的宠儿，拉美地区六分之一的外汇收入依靠咖啡出口，但看似繁荣的市场背后隐藏的却是土地的焦化、日益增长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苦果；而国际贸易的不平等最终导致拉美经济的畸形发展，甚至由此引发社会革命。本文以经济数据和历史资料说话，解读咖啡对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

　　有人断言，咖啡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几乎不亚于石油。1950年代初，全世界消费的咖啡有五分之四来自拉美。此后几年中，非洲那种质量较差、价格较低的粗壮型咖啡（café robusta）抢走了拉美咖啡的一些地盘。但是，目前拉美地区六分之一的外汇收入仍然依靠咖啡出口。咖啡价格的波动会对布拉沃河以南十五个国家产生影响。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其出口收入的近一半来自咖啡。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和海地的出口收入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产品。哥伦比亚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二是靠咖啡赚取的。

产自巴西的咖啡果

　　咖啡曾经给巴西带来通货膨胀的恶况。1824 年至1854 年间，劳动力价格翻了一番。这时，巴西北部的棉花和东北部的甘蔗繁荣周期已过，种植园主已买不起那些昂贵的奴隶，巴西的经济中心移向南方。咖啡种植园除使用奴隶劳动外，还雇用欧洲移民。他们实行对分制，把一半收成上交给种植园主。这种制度至今仍是巴西内地的主要地租形式。今日的旅游者穿越蒂茹卡森林，到沙滩地一带游泳。然而他们不知道，在环抱里约热内卢的群山之中，一个多世纪以前曾有过大型咖啡种植园。它们曾沿着山脉的西侧，朝着圣保罗州方向不断扩展它们的地盘，疯狂地攫取那些覆盖着腐殖土的处女地。19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已成为巴西新一代社会权贵的咖啡种植园主磨尖铅笔，算了如下一笔账：用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雇佣工人，比买来奴隶再养活他们来得合算。于是，1888 年巴西废除奴隶制，改用一种兼有封建农奴制度和雇佣劳动制特点的新型剥削方式。这种方式沿用至今。

巴西咖啡种植园的奴隶，Marc Ferrez拍摄于1885年

　　从那时起，咖啡就一直由成为“自由民”的短工种植。帕拉伊巴河谷地曾一度是巴西最富的地区，但很快就消沉了，因为咖啡树存活期短，而那里又采用掠夺式的耕作方式，砍伐成片的树林，耗尽自然资源，因此全面衰败之势迅速到来。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昔日沃土的土质，一次又一次的掠夺式耕作逐渐耗尽了地力，咖啡的质量年复一年地下降，再也抵御不了病虫害的侵袭。咖啡种植园大批转移到圣保罗西边广阔的红土高原，在那里采用不那么野蛮的耕作方式，把它变成“咖啡的海洋”。后来，种植园又继续向西转移，来到巴拉那河河岸，到马托格罗索平原（Mato Grosso）后就折向南移动；最近几年，又返回西部，并跨过了巴西与巴拉圭的边境线。

　　目前，圣保罗州是巴西发展最快的州，那里有全国的工业生产中心。然而在这个州的咖啡种植园里，至今仍有很多劳动者犹如封建制度下的“臣民”一般，用自己以及子女的劳动交付地租。

咖啡种植园的工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年代里，贪得无厌的咖啡种植园主实际上取消了原来允许雇工拥有自留地解决口粮的制度。雇工要继续耕种那块土地，就得交付劳役地租。此外，种植园主还和一些垦荒者签订合同，租给他们土地短期耕种，条件是必须为主人开辟新的咖啡种植园。四年以后，当成熟的咖啡果染黄整个咖啡林，土地的价格成倍增长时，垦荒者也就离开那里。

咖啡种植园工人，Candido Portinari作于1934年

　　在危地马拉，咖啡种植园支付的工钱比棉花种植园还要少。南部山区的咖啡种植园主声称，他们每月付给印第安人十五美元。每年咖啡收获季节到来时，都有数千名印第安人从高原地区来到南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种植园有自己的私人警察，有人告诉我，在那里，“人比他的棺材还不值钱”。镇压机器的职责，就是维护这种状况。上维拉帕斯地区的情况更糟，那里既没有卡车也没有马车，原因是种植园主不需要，因为让印第安人驮咖啡来得更合算。

　　在萨尔瓦多这样一个由一小撮家族寡头统治的小国里，咖啡在经济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由于实行单一种植，萨尔瓦多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菜豆、玉米、蔬菜和其他历史上本来一直生产的食品。菜豆是萨尔瓦多老百姓唯一能够从中摄取蛋白质的食物。萨尔瓦多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维生素缺乏症。至于海地，其人口死亡率在拉美最高，一半以上儿童患有贫血；法定工资只在科幻小说中才有；咖啡种植园里的实际日工资只有七到十五美分。

　　哥伦比亚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咖啡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柱。据《时代》周刊1962年发表的报告统计，劳动者所挣工资只相当于咖啡总价格（包括从生产、加工到销售至美国消费者手里的全部费用）的5%。与巴西不同的是，哥伦比亚大部分咖啡不是由大庄园生产，而是由土地日益趋向于分散的小庄园种植的。1955年至1960年间，哥伦比亚新建了十万个种植园，其中大部分面积很小，连一公顷土地都不到。哥伦比亚出口的咖啡四分之三都由小农和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生产，96％的咖啡种植园都由小庄园主经营。广告画上的胡安·巴尔德斯（Juan Valdés）在微笑，然而土地的分散却使咖啡种植者的生活水平下降，收入日益减少，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因此可以操纵他们。这个联合会代表大种植园主的利益，它实际上垄断了咖啡的销售。不足一公顷的小块土地平均每年只能带来一百三十美元的进项，靠这点收入是难以维持生计的。

1880年的桑托斯港，它位于巴西圣保罗州，面朝大西洋，是世界最大咖啡出口港之一，整个港市都弥漫着咖啡香味。

　　1889年，咖啡的价钱是两美分一磅；六年以后，升到九美分。再过三年，降到四美分；五年以后，又回跌到两美分。这段时期很能说明问题。咖啡同所有热带产品一样，其价目图表的曲线总是同癫痫临床表现的曲线相差无几。但如果同机器及其他工业品的价格相比较，咖啡价格的曲线则呈直线下降趋势。哥伦比亚当时的总统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Carlos LlerasRestrepo）1967 年曾抱怨说，这一年，他的国家用五十七袋咖啡才能换来一辆吉普车，而1950年时只要十七袋就足够。与此同时，圣巴布罗州（San Pablo）的农业部长赫伯特·莱维（Herbert Levi）算了一笔更加令人震惊的账：1967年巴西用三百五十袋咖啡才能换来一台拖拉机，而十四年前只需要七十袋。1954年，赫图里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总统饮弹自尽，咖啡的行情与这场悲剧不无关联。瓦加斯在其遗嘱中写道：“我国主要产品咖啡的生产出现危机，行情看跌，我们想稳住价格，我国经济却因此而受到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退让。”瓦加斯是想用他的鲜血恢复咖啡的价格。

两袋巴西咖啡豆

　　巴西1964年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咖啡如果同1955 年的价格一样，它就能够多得到两亿美元。一磅咖啡的价钱只要减少一美分，生产国的收入就要减少六千五百万美元。1964至1968年间，咖啡价格持续下跌，而消费国美国从生产国巴西攫取到的美元却日益增多。那么，谁是受益者呢？是喝咖啡的美国公民吗？1968年7月，巴西卖给美国的咖啡价格比1964年1月下降了30％。可是，美国消费者不仅没有因此而买到较便宜的咖啡，反而要多付13％。在此期间，13％和30％都被中间商塞进腰包，他们两头赚钱。而同一时期，巴西咖啡生产者每卖出一袋咖啡赚的钱却减少了一半。是谁在充当中间商呢？巴西咖啡出口的三分之一强由六家美国公司控制，美国咖啡进口的三分之一强掌握在另外六家美国公司手中。这些企业把咖啡销售的一头一尾全都控制起来。就像美国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现在改称联合商标公司[United Brands]）垄断着中美洲、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香蕉的出口，同时也垄断着美国香蕉的进口和批发一样，咖啡的销售也全部由美国公司一手控制，巴西不过是充当供应者和牺牲品的角色。可是当咖啡生产出现过剩、需要库存起来时，这个苦果就要由巴西来吞下。

　　然而，不是有一个用来平衡市场价格的国际咖啡协定吗？世界咖啡情报中心1970年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冗长的报告，力图说服美国有关立法人员，延长同年9月到期的实施该协定的补充法。这份报告以肯定的口吻说，美国从这个协定中得到的利益最多，因为世界市场销售的咖啡一半以上是由美国购买的。世界市场上咖啡豆的价格依然很低，美国市场上咖啡的价格只出现小幅度上涨（如前所述，上涨的部分都进了中间商的腰包），上涨部分同整个生活费用和实际工资提高的幅度相比微不足道。1960年至1969年，美国出口收入增加了六分之一，同一时期进口咖啡的支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应当看到，拉美国家把从销售咖啡所得的为数不多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提价的产品。

　　咖啡的受益者与其说是生产国，不如说是消费国。在美国和欧洲，咖啡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动员了大量资本；然而在拉美，咖啡给生产国带来的只是低微的收入，而且加重了其经济的畸形发展。咖啡给美国提供了六十万个就业机会，同在种植园里播种和收获咖啡果的巴西人、哥伦比亚人、危地马拉人、萨尔瓦多人和海地人相比，美国经营拉美咖啡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得到的收入多得无法比拟。另外，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透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咖啡给欧洲国家国库带来的进项竟多于它给生产国带来的财富。事实确实如此。1960、1961两年，欧洲共同体国家向拉美咖啡征收的关税总额达到近七亿美元，而拉美咖啡供应国的收入（以咖啡的离岸价格计算）却只有六亿美元。那些富国一边宣扬自由贸易，一边却对穷国实行最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所有经他们之手的东西，给自己的都点成了金子，给别人的都点成了洋铁皮，连不发达国家自身的产品也概不例外。国际咖啡市场酷似一个漏斗，最近，巴西竟然同意向自己出口的速溶咖啡征收高额出口税，以这种反方向的贸易保护主义来保护美国速溶咖啡生产者的利益。巴西生产的速溶咖啡同美国的相比，物美价廉。美国的咖啡生产是最近才兴旺起来的。然而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美国的速溶咖啡显然比巴西的享有更多的自由。

　　在这个人为的荒谬王国里，自然灾害倒成了苍天赐予生产国的祝福。大自然的反目为生产国提供了提高咖啡价格、减少库存积压的机会。1969年正值收获季节，巴西咖啡遇到严重霜冻，许多咖啡种植者，尤其是那些势单力薄者纷纷破产。然而国际市场上咖啡行情看涨，巴西借此抛出六千万袋存货，大大缓解了库存压力。这六千万袋咖啡相当于巴西三分之二的外债，是巴西为防止价格下跌而储存起来的。咖啡入库后，质量不断下降，价值也逐渐减少，本来很可能一烧了事。这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1929年危机爆发后，咖啡消费量减少，价格骤跌，那时巴西就烧掉了七千八百万袋咖啡，二十万人辛苦了五个生产周期的汗水就这样被一把火烧掉。那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殖民地经济的危机，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在1930年代，咖啡种植园主和出口商所赚利润急剧减少，这不仅促使巴西烧毁咖啡，而且也焚毁本国钞票。在拉丁美洲，这种让“全社会分担”出口商“损失”的做法已司空见惯，外汇收入上的损失总是通过使本国货币贬值来弥补。

　　其实，价格上涨带来的结果未必更好。咖啡时来运转时，人们大量种植，咖啡的种植面积成倍增长，产量也不断增加。结果自食其果，因为咖啡的高产压低了价格，带来灾难。哥伦比亚1958 年收获四年前兴致勃勃种下去的咖啡时，就陷入这种困境。类似的循环周期在这个国家历史上屡见不鲜。哥伦比亚依赖咖啡及其国际行情的变化极深，以致“在安蒂奥基亚省（Antioquia），连婚姻的曲线也完全随着咖啡价格的曲线上下波动，这是依附性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安蒂奥基亚山坡上，甚至连表白爱情选择什么时机也要取决于纽约交易所的行情”。

　　大约在1940年代，哥伦比亚有名望的经济学家路易斯·爱德华多·涅托·阿特塔（Luis Eduardo Nieto Arteta）曾写下一篇文章赞誉咖啡。咖啡给哥伦比亚带来的好处是以前那些由采矿、烟草、靛蓝、金鸡纳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咖啡使哥伦比亚建立起一种成熟、进步的政治体制。纺织厂和其他轻工厂在安蒂奥基亚、卡尔达斯（Caldas）、考卡山谷（Valle del Cauca）和孔迪纳马卡（Cundinamarca）这些生产咖啡的省份纷纷建立起来，绝非偶然。哥伦比亚的民主制度以种植咖啡的小农为其社会基础，在这种制度下，人们都变得“温和、有自制力”。涅托在文章中写道：“哥伦比亚的政治生活所以能够正常进行，主要是因为经济得到不同寻常的稳定发展。咖啡不仅带来经济的稳定，由此还保证了政局的安定及政策的稳健。”

　　然而不久就出现暴力活动。实际上，尽管有人赞美咖啡的功绩，哥伦比亚发生暴动和血腥镇压暴动者的漫长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奇迹般地中断。这次农民战争从1948年到1957年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全国的大片土地，从小庄园到大庄园，从沙漠地带到肥沃良田，从低洼谷地到原始森林和安第斯山荒岭，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战争期间，整村整村的农民被迫迁徙，革命游击队和犯罪团伙应运而生，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坟墓。据统计，在战争中，丧生者达十八万人。把成千上万的人淹没在血泊中的这场战争，恰恰就发生在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经济发展高涨时期。由此可见，一个阶级的财运亨通能够说是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吗？

　　暴力活动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冲突而引发的；然而，蕴藏在人们心中的阶级仇恨却日益突出了暴力的社会斗争性质。当时，自由党党魁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Jorge EliécerGaitán）被该党寡头不无蔑视却又带几分敬畏地称为“狼”或“狡诈鬼”，他在民众中赢得了极高威望，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威胁。他遭暗杀后，飓风就来临。无法遏制的人群潮水般涌上首都街头，自发掀起一场“波哥大风暴”。暴力很快又转向农村，保守党纠集的团伙在那里搞恐怖活动已有一段时间。农民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政府派军队和警察去割除男人的睾丸，剖开孕妇的肚子，向上抛掷孩童再用刺刀扎穿，名曰“斩草除根”。然而，在这种时候，自由党的博士们依然蛰居家中，丝毫不改变自己悠然自得的举止。他们的宣言仍充满绅士格调。更有甚者，有些人去国外流亡，送死的却是农民。复仇的欲望随着战争愈演愈烈，使战争变得无以复加地残忍。新的杀人方式不断出现，如“领带式”，让舌头在脖子上垂挂着。强奸、焚烧和掠夺比比皆是；男的被肢解或活活烧死，被剥皮或被慢慢地切割成几块。村庄和庄稼被军队夷为平地，河水被鲜血染红。在暴徒的淫威下，平民百姓只有贡出钱财或咖啡才能饶得一条活命。无数家庭在镇压力量的驱赶和追捕下被迫躲进深山寻找栖身之地，妇女不得不在丛林中分娩。受复仇驱使的初期的游击队首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为破坏而破坏，用血和火来发泄仇恨。从搞暴力的主要人物的名字，人们想象不出这是一首革命史诗，这些人的雅号为：大猩猩中尉、讨厌鬼、秃鹰、红皮肤人、吸血鬼、黑鸟、平原恶人等。暴力中蕴藏的社会反抗色彩，甚至在草寇的歌词中也可见一斑：

　　我是地道的农民，从不带头打斗；

　　倘若有人要找茬，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总之，不分青红皂白乱搞恐怖活动——也包括对正义的要求，这种情况在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的墨西哥革命中出现过。在哥伦比亚，人们也利用各种形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但是，后来的政治性游击队组织发源于当时的暴力时代，并不是偶然的。他们高举社会革命的旗帜，占领和控制了国内大片地区。农民遭到镇压后，被迫迁居山区，就地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和进行自卫。他们的所谓“独立共和国”，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于马德里签署和平协议之后，仍然是受迫害者的避难场所。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在一片干杯与和平的气氛中决定为了民族和睦而轮流执政。于是，双方一致同意对扰乱制度的地区进行“清扫”。仅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消灭马克塔利亚（Marquetalia）的反叛者就发射了一百五十万发子弹，投掷了两万颗炸弹，从陆路和空中调动兵力达一万六千人。

　　在暴力冲突白刃化时，有一名军官常说：“别给我胡吹，给我拿他们的耳朵来。”如此残忍的镇压和疯狂的战争，难道用病态反应就能解释得通吗？难道是因为参与者生性就恶吗？有个人斩断一位神甫的双手，用火烧了他和他的家，随后又将他碎尸，再把尸体扔进一个坑道里。战争结束后，这个人仍然不停地喊：“我没有罪，我没有罪。让我一个人待着。”他失去了理智，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是有道理的：暴力所带来的恐怖不过是恐怖制度的写照，因为咖啡并没有像涅托·阿特塔预言的那样带来幸福与和谐。咖啡确实活跃了马格达莱纳河（Río Magdalena）的航运，带来了铁路和公路，并且积累了资本，建起了某些工业。但是，国内寡头体制和在经济上对国外权力中心的依附程度，并没有因为咖啡地位日益上升而受削弱；相反，它更无止境地压得哥伦比亚人难以喘息。在战争岁月快结束的时候，联合国公布了哥伦比亚的营养状况调查结果。情况至今没有丝毫改善。那次调查表明，波哥大88％的中小学生患维生素缺乏症，70％患核黄素缺乏症，一半以上学生体重没有达标。在工人中，患维生素缺乏症者占71％，登萨谷地（Valle de Tenza）有78％的农民也患有此病。调查还表明，“严重匮乏含有蛋白质、维生素和有机盐的保健性食品，如奶和奶制品、禽蛋、肉、鱼、某些水果和蔬菜”。社会悲剧不仅在硝烟弥漫中才暴露在眼前。统计数字表明，哥伦比亚凶杀事件的案发率比美国高六倍，还表明有四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没有固定工作。每年有二十五万人需要就业，可是工业并没有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农村的大小庄园体制不但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相反，还不断把新涌现出的失业者赶向各城市的郊区。哥伦比亚虽然有一百多万适龄儿童不能上学，但不同类型的公立和私立大学竟达四十一所，而且每所大学都设置了科目齐全的系和专业，供社会权贵们和只占人口少数的中产阶级的子女就读。

　　中美洲的土地到19世纪中叶还未发生大的问题。这个地区除了生产供消费的口粮外，还生产胭脂和蓝靛。它们只需投入很少的资金和劳力，几乎不用照管。胭脂虫很容易生长在仙人掌带刺的表皮上，它像蓝靛一样，一直受到欧洲纺织工业的青睐。但自从1850 年德国化学家发明苯胺和其他更廉价的染布颜料以后，这两种天然着色剂不幸夭折了。实验室战胜了大自然，三十年之后，又轮到咖啡。中美洲发生了变化。大约在1880 年，世界咖啡产量的几乎六分之一都来自中美洲新的咖啡种植园。咖啡把中美洲彻底带进国际市场。继英国买主之后，德国和美国买主也接踵而至。外国消费者塑造了一个当地咖啡资产阶级。19 世纪70 年代初，咖啡资产阶级在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Justo Rufino Barrios）领导的自由党革命中一举上台。外来意志造成的农业单一化引起了对土地和人力的疯狂占有：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今日的大庄园就这样在中美洲问世。

　　于是，大片未开垦的土地落到了个人手中，其中有的是无主地，有的属于教会或政府。印第安人村社也遭到大肆掠夺。拒售土地的农民被强制当兵，咖啡种植园变成了印第安人的停尸场。殖民地时期的戒律、强制招募劳工以及反流浪法又死灰复燃。追捕逃跑的劳工时，常常开枪射击逃跑者。虽然自由党政府制定了工资制，使劳动关系现代化，但雇工们仍然成了新兴咖啡业主的财产。从那时起到19世纪末，高物价时期长于高工资时期。工资额始终维持在勉强糊口度日的水平上。咖啡行情再好，工资也从来没有提高。这是中美洲各国国内消费市场得不到发展的原因之一。如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咖啡种植面积毫无节制地扩大，面向国内市场的粮食生产变得不景气。这些国家的大米、菜豆、玉米、小麦、肉类等也注定严重短缺。大庄园占据了平原地区的肥沃土地，把印第安人赶到布满峡谷沟壑的高原和崎岖的山地，那里只有勉强够维持生计的微不足道的农业。在山区，土著居民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在小块土地上种一些玉米和菜豆勉强糊口以免饿死，到收获季节便去种植园做工。这就是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力后备大军。如今情况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大庄园和小庄园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体制。这种体制建立在残酷剥削当地劳动力的基础上。在中美洲各国，特别是在危地马拉，这种占有劳动力的结构同一整套种族歧视制度相一致，即，在国内，印第安人遭受白人和印欧混血人的殖民主义压迫，这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默许的，与此同时，中美洲各国却在遭受外国殖民主义的压迫。

　　20世纪初，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也曾出现香蕉的国中之国。早先，为了把咖啡运到港口，民族资本已经兴建了一些铁路。后来，美国公司把这些铁路占为己有，又建了一部分专门运输种植园香蕉的铁路；还垄断电力、邮政、电报、电话和同样重要的公共服务行业，同时也垄断了政治。在洪都拉斯，“一头母骡比一名议员值钱”。在整个中美洲，美国大使说话比所驻国总统要算数。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吞噬香蕉生产和销售的所有竞争者，一跃成为中美洲头号庄园主。它的子公司独霸铁路和海路运输，成了港口的主人，拥有自己的海关和警察。美元实际上成为中美洲各国的货币。

　　（选自《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张小强、韩晓雁、张仓吉、吴国平译，邓兰珍校译，理想国出品，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