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随着茶叶的生产和发展，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称之为茶政，包括纳贡、税收、专卖、内销、外贸等。贡茶作为一种制度，早于西周时就已确立。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早在周武王伐之时，巴蜀地区的“茶、蜜、灵龟……皆纳贡。”至唐以后贡茶的份额越来越大，名目繁多。“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

　　宋代蔡京立茶引制，商人领引时交税，然后才能到指定地点取茶。自宋至清，为了控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设茶马司，实行茶马贸易，以达到“以茶治边”的目的。对汉族地区的茶叶贸易也严加限制，多方盘剥。

　　作为贡茶的普洱茶渊源由来已久。周朝时云南茶叶就己经进贡朝廷。唐代(公元618-907年)，据史书记载“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普茶名重天下，京师尤重之”。说明，普茶大量进入了朝廷皇宫，得到皇室权贵的青睐。

　　贡茶指有一定知名度的好茶，通常具有优异的色香味、独特的外形和优异的品质。贡茶的形成往往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或人文地理条件，云南普洱茶被列入贡茶，是因普洱茶与其他茶种的贡茶相比，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被宫廷和贵族视为罕见品茗，也获得文人雅士的好评。

　　云南茶在历史上因古普洱府作为中心集散地而被称为普洱茶。云南紧茶在宋代已正式列入名茶和贡茶录中，当时列入的几十种名茶中就有云南紧茶和方山露芽等。清雍正年间，云南普洱茶被正式写入朝廷贡茶案册，并指定为皇家冬天专用茶。清朝廷令云南地方政府在普洱府增设官茶局，专司上贡用茗，并明确规定了每年向朝廷进贡的数量，在贡茶的制作质量上也极其讲究。

　　云南普洱贡茶进入宫廷深受欢迎，与其他茶种的贡茶相比，与众不同，备受王公贵族喜爱。《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腻牛羊毒……苦涩，逐痰下气，刮肠通泄。”清朝满族祖先原本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进入北京成了帝王统治者之后，养尊处优，饮食珍馐无所不及，那些饱食终日的皇亲国戚们特别喜爱和赏识普洱茶。因此“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夏喝龙井，冬饮普洱”成为了清宫饮茶规范，也如《滇略》所说的:“士庶所用，皆普茶也。”当时上下饮茶品茗者，品饮普洱茶普遍成嗜好。

　　《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一）》一书《烹雪用前韵》：“瓷殴瀹净羞琉璃，石铛敲火然松屑。明窗有客欲浇书，文武火候先分别。瓮中探取碧瑶瑛，圆镜分光忽如裂。莹彻不减玉壶氷，纷零有似琼华缬。雷後雨前浑脆软，小团又惜双鸾坼。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点成一椀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寒香沃心俗虑蠲，蜀笺端研几间设。兴来走笔一哦诗，韵叶冰霜倍清绝。”乾隆皇帝把普洱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清廷为更好管控茶叶，在普洱府（今宁洱）设管茶局，建立了普洱贡茶茶厂，整修茶马古道，同时在普洱、磨黑、景谷、文并等地设置关卡，以便管理茶叶的运输。运送贡茶和茶叶的马帮，须持官府颁发的通关令牌，经关卡验证后方能放行，不持官府令牌入山采制和运输茶叶的则会受到刑罚。

　　清代阮福在其《普洱茶记》中已有详细的记载：“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属有茶山六处，……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装茶膏，共八色，……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

　　商人的重利令官府眼红，商人的盘剥又令茶农愤怒。于是，清政府于雍正七年(1729)在思茅设总茶店，由官方垄断茶叶销售，并将新旧商民全部驱逐。官府的盘剥更猛于虎。他们“清戥重称”，“多买短价，扰累夷方”，导致了雍正十年元（1732年)的大暴动。清政府为了缓解民怨，不得不于雍正十二年二次下檄，要求茶店官役“按照时价，公开采买。如有不法官役，借名多买，短价压送，扰累夷民……官则立即参详，役则立毙杖下。”当时“思普诸山，当兵燹之后，地方疲敝，”“十室九空”，“身任地方，应加意抚绥……”。

　　在此之后100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清廷的抚绥政策，云南茶产业有了极大的增长。普洱茶作为清廷亲钦点的贡茶， 易武六大茶山曾得到清政府所赐“瑞贡天朝”匾，这是普洱茶辉煌历史和荣誉的见证。

　　清代贡茶制一直持续到光绪三十年，历时一百六十三年，后因清朝末期，内部动荡，社会治安不好，贡茶送到昆明附近被贼抢，朝廷鞭长莫及，没有追究，贡茶制到此结束。（参考文献《云茶大典》新编）（新华国茶 包忠华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