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既能产咖啡，又拥有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云南的千年茶乡普洱，今天已被称为中国的咖啡之都。

　　于是香港人Alex在昆明的咖啡馆调制了“云南咖啡杯品3A”，与这里的卡布奇诺、拿铁和意式咖啡一样，只用普洱的咖啡豆。

　　北京人金继辉也在普洱开了咖啡馆，他准备再开一家咖啡电影主题馆，并在普洱的宁洱县，承包3000亩地做咖啡庄园。

　　雀巢的农艺部经理邬特，将需要采购更多的云南咖啡豆，在他的任期内，雀巢已经用他收购来的普洱咖啡豆，开发出一款名为“云南尊贵”的高级礼盒，主攻中国市场。

　　这一切是因为，云南的千年茶乡普洱，今天已被称为中国的咖啡之都。

　　中国咖啡从普洱开始

　　2007年，与贾静雯和徐静蕾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过同学的文艺中年金继辉，来到云南边陲小城普洱。本想来这里打发日子，做做普洱茶生意的他，意外发现这里有大片的咖啡树，可以同时满足自己咖啡、红酒和电影的三大人生爱好，于是留在普洱，开了一间COE咖啡馆，开启了新生活和新生意。

　　现在的金继辉，忙着做两件大事，一是开一家咖啡电影主题馆，二是在承包的占地3000亩的咖啡庄园里，“用做庄园的方法，做出像蓝山一样品质的咖啡”。

　　2010年，香港人Alex也来到了云南。他是“呼吸咖啡馆”里老板最器重的咖啡师，因为云南普洱有上好的咖啡树，老板将分店开到了昆明。带着打响分店招牌使命的Alex飞到了昆明。

　　Alex如今每天都要穿着蓝围裙、戴着白手套忙到大半夜。位于昆明王府井百货商场3层的“呼吸咖啡馆”，生意实在太好，顾客几乎占满了每张桌台。夜晚10点半，客人开始陆续结账离去，Alex又要忙着另一个工作——烘焙，“我喜欢晚上烘焙，不会影响客人，环境也安静。”在很多昆明年轻人心里，Alex打理的这个咖啡店，已成为小资生活的象征。

　　比利时人邬特比金继辉、Alex更早来到云南，他已在普洱的无数山村里奔波了7年。仅看衣着，这个身高1米93、略有驼背，身穿牛仔裤、脚踩登山鞋，戴一顶小红帽，怀揣一幅圈画繁复的“地图”，开一辆绿色切诺基四处乱跑的老外，更容易被当成外国游客，他的身份却是雀巢普洱农艺部经理，复杂“地图”上圈画的全是待开发的咖啡种植村落以及相熟咖农的信息。

　　他选择来到普洱，同样是因为这里的咖啡。

　　在邬特之前，担任雀巢普洱农艺部经理的是他的父亲杨迪迈，一个把他带上咖啡之路的人。邬特3岁随父亲去了非洲布隆迪，此后15年一直看着父亲在当地研究如何种咖啡，后来回到比利时读大学，念的也是与农业相关的专业。2005年，他加入雀巢，随后被派到普洱接任父亲的工作。

　　常下乡的邬特已和众多普洱农民成了朋友，轻松在农家蹭饭，与村民聊家常，喝普洱茶，甚至还喜欢上了这里的水烟。

　　让金继辉、 Alex、邬特与云南结缘的，是千年茶乡普洱。这个因为驰名普洱茶而特意把名字从思茅更名为普洱的边陲小城，现在更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名片上加上另一个标签——中国咖啡之都。

　　新名片

　　每年12月至来年3月的采购季，邬特都会在公司的办公场所，位于普洱郊区国家粮食储备库的小红楼里的办公室，亲自尝尝农民送来的咖啡豆是否符合雀巢标准，咖啡行业的术语称作“杯品”。

　　2月23日下午，小红楼飘出咖啡香。邬特正与其他三个“杯测”师傅大口品咖啡，他们要将瞬间感受到的香味、果酸、甘醇度、泥土味、发酵味等，全部录入，并综合打分。

　　每年的采购季，普洱咖农会从四面八方，开着三轮车、摩托车、拖拉机还有大卡车，将自家的咖啡豆送到雀巢收购站。最忙的时候，各种车辆排成的长龙，从雀巢租用的仓库前，一直排到粮食储备库外500米的三家村茶厂，有时还要往前再走一公里。长长的队列两旁，生长着齐整的普洱茶树，刚刚露出翠绿的叶子。

　　这样的茶叶圣地，如今却种上了大片咖啡树。普洱官方提供的数据称，到2011年10月，普洱市咖啡种植面积达42.5万亩，是云南省咖啡种植面积的65.8%，占全国64.8万亩的65.6%。现在，普洱咖啡的种植面积已相当于普洱茶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2011年，普洱市现代茶园面积达141.2万亩。2011年底，普洱市政府正式提出，要打造“中国咖啡之都”，让咖啡成为普洱的又一张名片。

　　与中国其他正在发展的三四线城市一样，普洱四处可见新修的楼盘，市中心房价每平方米达到了5000元，但这座小城里的青年，跟500多公里以外的省会昆明，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咖啡还没有流行并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个边境小城，罕有咖啡馆踪迹，普洱最繁华的五一步行街，有十多家网吧和一家德克士，却没有一家咖啡馆。城郊的一家上岛咖啡，年轻人多是吃西餐甚至喝白酒，但从下午到晚上，他们常常卖不出一杯咖啡。

　　邬特早已习惯了这个反差。对于他来说，普洱咖啡的魔力，发生在城市外面，比如他最常去的南屏镇大开河村。

　　因为咖啡

　　沿着普洱至芒市的高速路，过南岛河收费站后往左有一条岔道，路的两旁，对着太阳的山坡上，到处都是半米高的茶树，整齐划一，像一条条绿色的绸缎。背阴的一面，却是一排排个子更高，显得杂乱无比的咖啡树的天下。在间或一些松树、香蕉树和樟树林的陪同下，千年的中国茶，与不过数年历史的外来咖啡，宛如两军对垒般盯着对方。

　　大开河村口，村道路两边大理石瓷砖修建的两层楼房，通常是新家具——冰箱、沙发、茶几还有太阳能热水器。院子里常停着一辆皮卡，或一辆农用拖拉机，部分农户家里，还有第三辆车——轿车或者SUV。根据普洱市政府的调查，去年大开河村新增轿车50辆。

　　这是一个移民村，1983年才建立，村民来自于周围县市的农村，有因为水利工程，有因为原村寨水土流失，被迫迁到大开河。邬特7年前来这里时，作为普洱最贫困的村落，大开河的大部分村民还住在低矮的茅草房里，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靠政府的救济粮生活。

　　大开河村村委会主任自绍方说，是咖啡令大开河村出名了，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来采访，当然更多的是从日本、韩国、美国、瑞士等地远道而来的咖啡商人。

　　过去一年，自绍方接待了50多批来访者，他已经能背书一样，毫不犹豫地说出村子的咖啡面积、种植历史还有农户获益情况，甚至能脱口说出前一天纽约期货市场上，咖啡豆的收购价格是每公斤216.8美分。

　　咖啡带来的财富神话，让偏僻的村民体验到全球咖啡贸易的甜头，这里超过90%的农耕用地都种上了咖啡，有5130亩咖啡田被雀巢定为原料基地，与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哥斯达黎加、巴西等咖啡产区的农民一样，大开河村村民已是专职的咖农，他们已成为每年超过10万亿人民币咖啡贸易体系中的一环。

　　40多岁的罗维军，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咖农。在村子背后的山坡上，他刚租下了200亩地，准备建一座咖啡果初加工厂。

　　“加工厂里会有一台采购自哥伦比亚由电脑自动控制的脱米机，能识别豆子的大小形状、筛选出石粒以及发霉的豆子。所有投资花费为200万元。我相信很多人会到我这里加工豆子的。”罗维军的想法很简单，普洱种咖啡的，大多都是个体农户，很多都是最近三年才开始种咖啡，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对咖啡鲜果进行加工。只要本村以及周围村子的人都来他的工厂加工，两年后他就能收回本了。

　　经济冲动

　　这些故事都是邬特最愿意听到的。大开河的很多村民都接受过他的技术指导，包括正在升级做老板的罗维军。

　　邬特大学毕业后，到坦桑尼亚工作了三年，工作内容依然是教农民种东西。

　　2005年被雀巢派到普洱后，他发现，这里正好可以完成他种咖啡、帮农民的两个目标。

　　普洱地处云南西南，山地面积占98.3%，山区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当地人无奈地比喻：“撒一坡，收一箩，煮一锅”。但是咖啡却能适应这种环境，虽然普洱群山起伏，却由于地处北回归线附近，日夜温差大，加之降雨充沛，与同纬度的咖啡种植区哥伦比亚条件相似，符合咖啡品种中最有商业价值的阿拉比卡豆的种植环境。

　　阿拉比卡适合在海拔800-1800米之间种植，对普洱来说，其海拔从300米到3000米，这一范围内正好有大量土地可供利用。虽然这里种植着大量茶叶，但普洱茶采摘一般是从当年2月下旬到11月止，咖啡采摘恰是12月到第二年3月。茶叶喜好太阳光照的地方，咖啡喜好背阴的土地，两种作物并无冲突，政府自然乐于推动一种新经济作物来发展地方经济。

　　何况2007年，普洱茶经过资本的疯狂炒作，收购价格狂跌，经济收益早已比不上咖啡。茶叶亩产鲜茶300公斤，按去年市场价9元/公斤，亩产值为2700元；而每亩咖啡产鲜果1吨左右，也就是两百公斤生豆，按当下25元/公斤收购价，亩产值就是5000元，是普洱茶的两倍多。

　　离市区80公里远的云仙乡干坝村，2008年才开始大面积种咖啡，此前这个村子最大的经济作物是烟草，有1800亩，现在这个村子的咖啡田，已猛涨至3000亩之多。

　　虽然三分之二以上咖啡树，要等到两年后才能结果(咖啡树栽下后，一般第三年才会收获果实)，但村支书朱学坤去年就感受到了村民们的急不可耐：每月村子里都会发生好几起冲突，全部事关土地，甚至十多年前搬出去的人，现在也要求搬回来重新分配土地。

　　“大家争土地，就是为了种咖啡。”从山上回村里路上，朱学坤毫不顾忌地介绍村子里的麻烦事。

　　同大开河村相比，干坝村的现状更符合普洱大多数村寨的现实：渴望咖啡带来财富，却面临各种现实问题。比如没有水管，不方便洗果脱壳，狭小的院子，也容易让晒着的咖啡豆发酵生霉，急着种植咖啡，应该1米5的株距变成了1米。这些都可能造成咖啡质量下降，干坝村的咖啡田还是云仙乡最多最好的一个。

　　因为种植不当，邬特常常会拒绝一些农民运过来的咖啡。

　　2月23日下午，小红楼里4份正在做杯测的样品，就有一份没有过关。“充满了霉味，我感受不到咖啡的清醇，这种豆子我们无论如何是不会要的。”邬特让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去通知农户，他运来的30袋豆子，还得运回去。

　　有霉味的咖啡，从豆子的表面是看不出的，因为造成的原因很多，可能是种植不当，也有可能出现在翻晒上。有一次他发现有农户在晒好豆子后，无处堆放，只能放在院子，担心雨水淋湿，农户用塑料薄膜套住这些豆子，结果在太阳照射下全部发酵，晒干后就变成了“霉味豆”。

　　在中国生活了7年的邬特，说中国农民很善于学习，脑子灵活，但常常会犯一些“中国式错误”，比如仿照种茶的方法，火烧土地，砍掉杂树，将地面清理干净，但和茶树不同，咖啡这种热带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树木植被的荫蔽。为了挽救那些已经被烧荒的土地，他还要说服农民重新在田间栽种树木——每十米种一棵大型树木并错落排开。

　　如今随着咖啡种植面积的扩大，错误仍在不断爆发，毕竟云南的很多农户没有任何咖啡文化，他们种植咖啡，完全是因为经济动力，无论是种植施肥，还是晾晒加工，每个环节都可能会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7年间，邬特几乎跑遍了全普洱和西双版纳的咖啡地，这位“咖啡先生”也已经习惯了当地农户请他抽水烟，然后泡上一杯茶招待他。

　　寡头与制衡

　　与农民直接交往，传授技术，解决问题，收购产品，这些其实都是雀巢普洱收购站的工作。2011年，雀巢在云南共收购了8000吨咖啡豆，而99%的供货商都是个体农民，即便在雀巢全球的80个咖啡收购点中，这也是特别的一个体系。

　　而这种做法是邬特前任、他的父亲杨迪迈制定的。在杨迪迈的任期内，他一改之前依靠当地大型咖啡供应商、国营公司提供货源的做法，而是决定把钱直接交到当地农民手中，并把雀巢的办公室从昆明搬至普洱，直接收购当地小农的咖啡豆。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中间商价格炒作，税收优惠，直接与农民建立牢固的买卖关系，也能从源头有效控制产品产质量。

　　大开河村就是那时与杨迪迈合作的。国际大公司的直接帮扶和收购，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而雀巢只收加工成型的绿咖啡豆，也使得大开河几乎每个农户家中，都买了脱皮机、发酵池、晾晒场等一系列加工设施，十多年下来，也让大开河村成为普洱经验最丰富咖啡村。

　　邬特与小农联系更紧密了，他直接教有条件咖农上网查期货价格，并在2011年决定将收购价格与纽约期货市场捆绑，期货价格每磅扣减十美分的运费后，成为雀巢的报价。

　　这对父子共同打造的“以小型农户合作为主”咖啡收购模式，与纪录片《黑金》中，埃塞俄比亚的咖农备受当地财阀、跨国集团的剥削很不一样，埃塞俄比亚的咖农大多种植园，辛勤工作一天却只有0.5元美金，而采摘季节来到大开河村打工的农民，一天能摘80公斤咖啡果，算下来约有80元收入。

　　不过，“以小型农户合作为主”咖啡收购模式，也不意味着雀巢是一个公益组织。1988年，就是因为南美巴西等国咖啡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雀巢、卡夫、宝洁这样的大型咖啡生产商的产品价格，为了降低对南美洲咖啡种植基地的依赖，雀巢这才选择来到普洱开辟新基地。

　　作为一个跨国巨头，雀巢也有着自己的商业考量，它并不会让收购价格一直维持在高位状态。2月23日的小红楼外雀巢贴出的报价是25.91元/公斤，这与去年因为巴西遭到霜冻灾害、产量下降，从而导致普洱收购价达到41元的天价，已相去甚远。随着咖啡全球产量的增加，云南很多咖啡贸易商预计，价格还会继续走低。

　　雀巢直接引导咖农的行为，也被很多人认为会造成一个不良现象，那就是让当地的咖啡品种变得更单一。为了刺激普洱咖啡的产量，雀巢专门培育了适合这里气候生长的卡蒂莫，这是用75%的铁皮卡(一种小粒种咖啡，主要种植于肯尼亚)，混合25%的罗巴斯塔(一种中粒种咖啡，牙买加蓝山也属于这个品种)而选育成的咖啡品种，高产、抗虫害能力强。

　　然而，卡蒂莫虽然也属于品质较好的阿拉比卡小粒咖啡，但它的口感却次于铁皮卡和罗巴斯塔，现在云南种植的咖啡中，有60%以上属于雀巢引种的卡蒂莫，只有不到20%的品种是最早由传教士带进来的铁皮卡。

　　同邬特打了多年交道的普洱市咖啡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刘标，觉得跨国企业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比如雀巢的收购量，就占到了普洱咖啡产量的三分之一。刘标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茶叶局的副局长。

　　作为官员，刘标不仅时常跟着邬特到下面的农村，查看咖啡的长势，也经常与邬特商量，下一步咖啡豆的育种该怎么办。从技术、资金到宣传角度，刘标认为这些跨国巨头都作出了贡献。

　　但他也承认如果只依赖雀巢，背后潜存着风险，更不利于咖啡产业的做大。所以，几年前，普洱市政府就留意起了星巴克。从2007年开始，后者就在云南保山开始采购咖啡豆。两年后，星巴克还用云南咖啡豆做出了一款产品“凤舞祥云”，摆在了门店的货架上。

　　但普洱大规模的卡蒂莫品种，并不符合星巴克的采购要求，他们要求从一个原料采购商，变成像雀巢那样对当地咖啡有影响力的种植户。后来，普洱市政府找到云南省政府，又在省政府牵头下，星巴克与云南农科院签订协议，由前者引进4个国外品种和4个云南品种，共7万株咖啡苗交给后者秘密培育。

　　经过一系列酝酿，星巴克终于同普洱当地政府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并在今年2月，正式宣布与总部在普洱的爱伲集团成立合资公司。新成立的合资公司将由星巴克主导经营，将从云南购买并出口优质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同时还将在当地运营咖啡初加工厂。

　　“你可以将星巴克的引入看做一种制衡，这样未来就不只是依靠雀巢。”在刘标看来，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因为接下来，雀巢也与普洱市同样签署了一份种植合作备忘录，并声称将一定把咖啡发展成为当地一个主要的骨干特色产业。

　　两大巨头星巴克与雀巢的暗战，也从另一个层面让云南咖啡出了名。从2011年下半年，不断有外国咖啡贸易商来找刘标，从瑞士、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到韩国都有，有一个月他收到了上百张名片。

　　咖啡热潮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获得跨国集团的青睐，往往就能增加自己的政绩，而且咖啡豆被跨国公司收购后，也等于出口创汇。现在，云南每年出产的咖啡豆，70%以上都被星巴克、雀巢、麦斯威尔等咖啡巨头瓜分，而在普洱，90%的咖啡豆都是出口。

　　普洱市有没有想过打开内销市场？

　　“内销没市场，这要问中国人为什么不喝咖啡。”刘标不假思索地答道。

　　回答似乎有些主观。今年1月，中国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喝咖啡这样的西方生活方式也开始走进了更多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咖啡馆也逐渐成为家和工作场所之间的“第三处”场所。作为一个例证，原本扎根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大品牌，也开始把连锁店复制到昆明等内地二三线城市。

　　比如星巴克就宣布，在2015年之前，将把中国门店数量提高到1500家。去年年底刚在广州珠江新城开出第15家咖啡店的Lavazza Espression ，被称为“意大利最受欢迎咖啡品牌”，而未来三年内，他们将在中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开出200家新店。英国的Costa咖啡，也紧随其后决定“三年内新开250家新店”。就连做超市的华润集团，也以3亿多元的代价，收购了香港太平洋咖啡80%的所有权，准备在内地开1000家太平洋咖啡。

　　也许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既能产咖啡，又拥有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

　　伴随这股咖啡热潮的，也有无数私人小咖啡馆兴起。比如在云南的省会昆明，当初王府井刚刚在昆明落地，与附近的百盛购物中心、百大新天地，构成昆明最繁华的购物中心地带。大型shopping mall的兴建，随之也带来了很多新东西，如百脑汇iMAX影城，还有两家星巴克、一家查理布朗咖啡馆和呼吸咖啡馆。对于这座城市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城市变化的一个结果是，让他们在购物或看电影之余，有了去咖啡馆休息和打发时间的需求。

　　呼吸咖啡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010年从香港来到昆明开的分店。

　　“想要一杯Perfect咖啡，烘焙时，你得考虑豆子是怎么种的啦，今年出的豆子口感有什么特点啦。” Alex对咖啡豆的口味、颜色非常讲究，并认为这是决定烘焙的关键因素。作为香港颇有名气的一家咖啡馆，他们就是因为坚持自己烘焙而受到欢迎。

　　所以，Alex来到云南后，去了很多地方查看咖啡。去年11月，在昆明捷思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陈忠林的介绍下，他在普洱的纳吉村，找到了自己钟意的咖啡豆，并订购了一吨纳吉村咖啡豆。

　　如今，Alex已在昆明调制了一种新咖啡，名字叫“云南咖啡杯品3A”，与这里的卡布奇诺、拿铁和意式咖啡一样，也是只用普洱的咖啡豆做。而客人最喜欢喝的薄荷拿铁，和其他花式咖啡，一半豆子是普洱的，一半则是巴西的豆子。Alex说在香港，呼吸咖啡馆也是拿云南的豆子跟其他品种作拼配。

　　事实上，昆明萨瓦尔多、贵阳阅读时光、广州方所书店等小型咖啡馆，也都找人来云南进豆子，然后自己烘焙，做成“云南咖啡”推荐给消费者。

　　“其实，普洱的豆子是可以做成精品的。”金继辉曾带着普洱豆子到美国精品协会(SCAA)做杯测，并拿到了85的高分——这个分数意味着测试的豆子已达优秀级别。

　　“以出口为主，云南咖啡日后很难打出自己的特点，成为像苏门答腊曼特宁、牙买加蓝山、印尼麝香猫咖啡那样知名的豆子。因为跨国公司，总是会让产品优先表现品牌特点，让人们记住是雀巢味道，或者星巴克体验，而不是让人们想起我是喝云南咖啡。”尽管金继辉想做云南的精品咖啡，但他并没有跨国集团那样的资金，只能先想办法做出豆子品牌。

　　在他心目中，打响品牌的最好方式，除了严格的庄园种植，还得借助国外咖啡商的名气。奥地利家族咖啡商人克曼·沙尔夫，正计划在哈尔滨建立一个1000平方米维也纳风格的咖啡馆，而他也与沙尔夫交谈过，并约定自己庄园的咖啡豆供给这家咖啡馆。

　　现在的邬特，也接到了公司的新要求，未来几年，他需要采购更多的云南咖啡豆。在他的任期内，雀巢已经用他收购来的普洱咖啡豆，开发出一款名为“云南尊贵”的高级礼盒，主攻中国市场。

　　云南咖啡百年记忆

　　100年前，当法国传教士田德能把一株咖啡树幼苗种在小山村茱苦拉的土地上时，中国从此与咖啡有了缘分。

　　记者 秦旺 实习记者 曾璐

　　在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有一个隐秘的小山村，整个村子被一片绿树掩映，走近村子，你会发现这些绿树几乎全是咖啡树。穿过层层包围的咖啡林，才能走进村子，村里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种的都是咖啡树。

　　这个村子叫茱苦拉，咖啡树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出现，就是在这里。

　　法国源头

　　1904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接到教会大理教区的安排，他要带着另一个法国教士鲁鸿儒、一个中国仆从邓培根，到大理管辖范围内的宾川地区，去宣扬主的意志。田德能和鲁鸿儒，都是他们取的中国名字。

　　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中，除了《圣经》、随身衣物、一些生产工具和药品外，还有经过越南时选购的咖啡豆和咖啡苗——因为田德能酷爱喝咖啡。尽管自19世纪早期起，法国人已经在越南和老挝种上了咖啡，但在中国大理的传教士因为交通不便，还是时常喝不上新鲜咖啡。

　　带着将上帝福音进入最遥远地方的信念，或许还有寻找合适咖啡种植地的念头，三人蜿蜒爬行于宾川的崇山峻岭间。

　　双腿裹着泥土的田德能三人，走了一百多公里，行至鱼泡江边的一个小山坳，看到一个依山而建的小山村。整个村子被绿树掩映，村前是层层深浅不一的绿色梯田，远望过去还可看见挂在天边的云霞。

　　神父决定在这个世外桃源留下来传教。他在村外按着这里房屋的样子，建了一座青瓦白墙的教堂。教堂外种下了带来的咖啡苗，他并不知道，这些咖啡幼苗的祖先，竟然可以追溯到1715年荷兰咖啡商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那株咖啡苗。

　　带着“贵族”血统的咖啡幼苗来到云南后，仿若找到故乡的感觉，马上适应了红土高原的海拔、土壤、气温、降水量，慢慢孕育成一片咖啡林。而田神父的传教事业也渐入佳境。

　　当时，鱼泡江地区东升“顺江王”张邑清飞扬跋扈，强占土地和人口，民愤极大。彝族杞干文等人请田德能帮助诉讼，作为报酬，官司打赢后田德能获得了很多田产，天主教徒也很快发展到数百人。

　　在传教之余，田德能也在精心培育着这些咖啡树。除了自己饮用咖啡，还供给大理的天主教堂。然而好景不长，4年后，宾川发生了教案，田神父被迫离开了茱苦拉。

　　云南往事

　　到了民国时期，天主教会仍然派出了许神父、顾神父和段神父来到宾川，这些传教士教会了村民念《圣经》，办了一所教会小学，还带来篮球。传教士虽然不同，但都爱喝咖啡，他们不断继续育苗，扩大着咖啡树的领地。

　　但茱苦拉的咖啡仅仅只是供给教士饮用，还有当地的村民，他们随着神父喜欢上了咖啡，直到今天，这个偏僻的中国西南农村，家里给客人喝的，仍然是咖啡，他们会在自己煮饭的大铁锅里焙炒，然后在磨面的石磨上磨细咖啡粉，最后就像煮土耳其咖啡一样，用纱布包起来在茶壶里煮。

　　茱古拉的彝语名叫做“若客来”，也许它的发音跟法语(CHocolat，巧克力)非常相近，田德能才会给它取了一个法兰西味的村名。中国第一株咖啡，就是两个文化不经意碰面下种下的，在动荡的20世纪，这仅仅是中国被拉扯进世界体系的一个小细节。

　　与世隔绝的小村子就这样与咖啡结缘。而外面的世界，云南城市里的咖啡回忆，却以另一种方式书写。

　　就在田德能种下咖啡后第二年，他的法国同乡们，在蒙自开设了云南的第一个咖啡吧。1887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合约，被迫将云南蒙自开放为通商口岸。这是云南最早的通商口岸，很快吸引了外国商人，法国、英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德国和希腊的洋行相继在这里落地，甚至包括当时出名的美国美孚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巴黎百货公司。

　　许多舶来品也因此随着而来，比如“洋老咪”(蒙自称呼外国人的方言)们最爱喝的咖啡。位于滇越铁路车站的“滇越铁路酒吧间”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

　　虽名为酒吧，实际上它还出售咖啡，这种做法正来源于法国，法国咖啡馆的特点正是咖啡馆和小酒馆的混合产物。直到今天，昆明、丽江、大理等地许多老外开的咖啡馆依然是白天卖咖啡，晚上就成为背包客们聚会喝啤酒的地方。

　　这还只是日后蒙自咖啡流行的开端。1938年，中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迁至昆明，由于校舍紧张，就把文学院与法学院迁于蒙自。当时闻一多、陈寅恪、陈岱孙、钱穆、吴宓、郑天挺等著名学者，都住在蒙自南湖边的哥胪士酒店，这是一栋黄墙白瓦，有着大大百叶窗的法式建筑。

　　由流落到此的越南侨民开设的“南美咖啡馆”是联大学生最喜欢光顾的咖啡馆之一，据说当年有个越南少女在此弹奏独弦琴，曾引来了不少崇拜者，还有人为她作词一首：“故国悲咽语，南疆懒化妆，凝眉泪转九回肠，愁对天涯，无语话沧桑。”忧虑的独弦琴，飘香的咖啡味，才子的题词，是大后方云南苦闷宁静的写照。

　　当时的昆明，还有一家传奇的越南咖啡馆，位于老昆明金碧路金马碧鸡坊一带的“新越西餐馆”(后改名为“南来盛”)。老板是位漂亮的单身越南女子，叫做阮民宣，据说是越南的太原望族。新鲜研磨咖啡正是这里的招牌，咖啡豆来自于越南，也许还有一些云南本地的阿拉比卡咖啡，由于味道正宗，爱国华侨陈嘉庚曾是这里的常客，沈从文在这里宴请过胡适，周恩来也在这里喝过咖啡，认为味道与他青年时期留学法国时相差无几。

　　在自己的咖啡馆，阮民宣还结识了同胞——胡志明，未来的越共总书记。1940年，胡志明进入昆明，与范文同、武元甲共同成立了越共“海外部”。当时，胡志明的公开身份，就是“新越”的面包师。

　　混乱的年月里，一个弱女子敢于导演出这种电影才有的情节，堪称传奇。而她泡制的咖啡和她的故事，也让老昆明人唏嘘不已，直到1980年代，这里依然顾客爆满。早晨，昆明人一大早就穿着拖鞋，打着哈欠到这里喝咖啡，他们不是民国时养成习惯的老人，就是归国的华侨。

　　2009年，随着城市改造，这家传奇老店彻底消失在昆明人的视线里。

　　走向世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茱苦拉的村民还依然在种着咖啡，喝着咖啡。那时，一斤咖啡可以换两斤盐，于是村长李福生发动村民大面积种植咖啡，最多时咖啡树多达60多亩。

　　但除了拿去换盐，以及供给宾川太和农场外，茱苦拉就不再为外人所知，甚至今天当云南开始大面积种植咖啡时，人们依然遗忘了茱苦拉。

　　1950年代，爱国华侨梁金山回到家乡，希望大力推广咖啡种植，他还从南亚引进了新的咖啡苗。梁最早是到缅甸做生意，23岁时，他与英国殖民政府当局合资办银厂，并受到英国女王褒奖，特召其到伦敦，赠给他左轮手枪一把、猎枪两支、银刀一把。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传奇商人还多次出资，捐助国军战斗。正是在他的财力支持下，云南技术人员培育出了高产的潞江坝小粒咖啡，他还将自己出产的咖啡样品寄送给他的老朋友何香凝，后者收到后回信：“咖啡味道极好，蒙你的盛情款待，十分感谢。”

　　当时，潞江坝曾产出咖啡豆21万公斤。在1950年代中期，云南咖啡种植面积一度达4000公顷。遗憾的是，19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破裂，4000亩咖啡园被人为搁荒或改种了其他农作物。

　　直到“文革”结束，整个云南只有滇缅公路路边，或者农家的庭院，还能看到咖啡树影子。偏僻的茱古拉村因为地理原因，田神父种下的咖啡树，有24棵得以保存。

　　这些咖啡树苗一直在静静沉睡，等待着唤醒它们的人。这个任务后来落到包德身上，他是雀巢派来普洱培训咖农的第一任农艺师。1988年，雀巢公司为了降低南美洲咖啡种植基地对咖啡价格的影响，将目光从世界种植咖啡的第一大国巴西，转移到与咖啡之乡古巴同一纬度的普洱。

　　但普洱农民不像大理宾川，或者德宏的农民，祖辈上有人同咖啡打过交道。为了让农民种咖啡，包德往往要从什么是咖啡说起。

　　而他在宁洱县梅子枧河和德化小黑江红星坝种下第一棵咖啡树，共70亩咖啡试验田也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施肥不当，随后出现了大量死亡的现象。直到1990年，宁洱县的咖啡才达到雀巢总部规定的标准。有人说，雀巢的专家是从茱古拉村的老树苗里，提取了其波邦和铁皮卡的优秀基因，才得以成功。

　　但是，自古饮茶的普洱农民仍然不喜爱种这种他们不喝的东西，因为觉得没有经济价值。于是，雀巢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长达14年的协议，并在这份协议中承诺：雀巢按照美国现货市场的价格收购咖啡，作为农民利益的保障，上不封顶，而下设最低收购价格。

　　跨国集团的刺激，终于复苏了云南咖啡种植，至1997年末，云南咖啡种植面积已达7800公顷，产量占全国的83%。同一年，北京的雕刻时光咖啡馆正式开业，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逐渐兴起，咖啡成为城市白领新的生活方式。更多跨国集团包括麦斯威尔、星巴克，也来到了云南。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小小云南咖啡豆就是见证者。

　　如今100年过去了，田德能恐怕也想不到，自己的传教事业因历史而中断了，但他带来的咖啡却随着时光留存下来。